1.丁某忠等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基于同一事實刑行競合情形下應當優先退賠被害人

裁判要旨

1.刑行交叉下同一行為的認定。同一行為既構成行政違法行為，又構成刑事犯罪時，程序上適用刑事優先處理原則。對“同一行為”的認定，在實體判斷層面應堅持罪刑法定原則，即構成行政違法的行為，能夠作為犯罪構成要件全部被某一具體犯罪構成所涵攝。

2.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構成要件行為屬于復合行為，不僅包括吸收募集資金的行為，還包括為吸收募集資金所進行的公開宣傳誘導行為。兩者在事實層面屬于同一行為。

3.關于退賠被害人的執行順位。按照同一行為刑行競合情形下移交刑事處理原則，在案件已定性為刑事犯罪的情況下，應當在刑事程序框架下對涉案財產進行處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裁判涉財產部分執行的若干規定》第十三條之規定，被執行人在執行中同時承擔刑事責任、民事責任，其財產不足以支付的，按照下列順序執行：…(二)退賠被害人的損失;…(四)罰金;(五)沒收財產，在執行順位上退賠集資參與人應當優先于罰金和沒收財產的執行。

一審：(2022)鄂0923刑初153號刑事判決書;

二審：(2022)鄂09刑終175號刑事裁定書;

2.翁某源等集資詐騙案——非法集資案件中主觀故意的認定

裁判要旨

1.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在主觀方面區分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與集資詐騙罪的關鍵。

2.在非法集資共同犯罪中，不同行為人，由于所處層級、職責分工、獲利方式、對全部犯罪的知情程度等不同，其主觀故意可能存在差異。行為人成立的公司自身沒有實體產業，而是虛構擴大經營規模、研發新產品等需要大量資金的事實，以高額返現、贈送積分等手段向社會不特定群體非法集資，所非法吸收的公眾資金系公司主要收入來源，并由行為人實際占有、控制，主要用于高額返利、集資平臺運轉開支，運營模式明顯不具有營利性、可持續性，造成巨額集資款不能返還的，應認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行為構成集資詐騙罪。

3.行為人受雇負責或參與公司部分業務，獲得報酬或提成，對公司運營模式和真實營利狀況缺少整體認識的，可認定行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4.在辦理非法集資共同犯罪案件時，應依法分類處理涉案人員，做到罰當其罪、罪責刑相適應，以更好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

一審：(2018)閩0481刑初531號刑事判決書;

二審：(2020)閩04刑終101號刑事裁定書;

3.毛某等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從輕處罰的適用

裁判要旨

1.區分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中的“數額巨大”與“其他嚴重情節”，意在說明兩者在緩刑適用的可能性方面應予區別對待：對于純粹因“數額巨大”而提檔處罰的，可在符合條件時考慮緩刑適用;對于具有“其他嚴重情節”的，則基于對司法裁判的社會可接受性等社會效果的考慮，縱然在三年有期徒刑的起點刑量刑，一般也不宜對其適用緩刑。

2.在刑罰裁量上，不能為刑法分則規定的形式要件所囿，而應側重考量集資目的及清退資金兩個關鍵要素，在量刑幅度上適當靈活把握。

一審：(2013)衢江刑初字第313號判決書;

二審：(2014)浙衢刑二終字第50號裁定書;

4.倪某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空貨交易拆借資金未能如期償還的不構成合同詐騙罪

裁判要旨

合同詐騙罪之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不能僅以行為人后來客觀上未履行合同，就推定其簽訂合同時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故意，應當結合合同簽訂時企業經營狀態、合同簽訂后履行情況、資金去向和用途等進行綜合判斷。

一審：(2008)吳江刑初字第1326號刑事判決書;

二審：(2010)蘇中刑二終字第16號刑事裁定書;

再審：(2019)蘇05刑再5號刑事判決書;

5.陳某紅非法吸收存款、非法經營、合同詐騙案——被告人僅向與其具有相對特定關系的個人借款，后因企業經營不善導致虧損無法償還借款的，不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裁判要旨

認定行為人是否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必須堅持主客觀相統一原則，嚴格把握非法集資需同時具備的非法性、公開性、利誘性、社會性四個特征，特別是要準確把握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公開性、社會性特征。僅向與其具有相對特定關系的個人借款，后因企業經營不善導致虧損無法償還借款的，其行為不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一審：(2019)粵0112刑初861號刑事判決書;

6.陳某先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向社會不特定對象公開宣傳”的審查認定

裁判要旨

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犯罪行為需具備非法性、公開性、利誘性、社會性四個特征，其中，公開性是指向社會不特定對象公開宣傳，包括以各種途徑向社會公眾傳播吸收資金的信息，以及明知吸收資金的信息向社會擴散而予以放任等情形。通常表現為通過媒體、推介會、傳單、社交平臺等各種途徑向社會公眾傳播吸收資金信息。對于行為人通過員工、親朋或者相關集資戶以口口相傳方式將集資信息傳播給社會上人員，要根據主客觀相一致原則進行具體分析。如果行為人以明示或暗示方式主動授意，或在獲悉存在口口相傳向社會人員吸收資金時不予控制或排斥，對社會人員直接或以內部人員名義投入的資金均予以吸收的，可以認定為以口口相傳的方式向社會不特定對象公開宣傳。

一審：(2022)魯1602刑初439號刑事判決書;

二審：(2023)魯16刑終6號刑事判決書;

7.前某等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審判階段被告人認罪認罰的認定、程序選擇及量刑依據

裁判要旨

1.認罪認罰表現可存在于偵查、審查起訴、審判各訴訟階段，“同意量刑建議，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只是認罰的表現形式之一，而非認罰的唯一根據。未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僅意味著未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不影響對認罰的認定。被告人表示愿意接受處罰，或明確表示同意檢察院量刑建議，仍可以基于對法院最終量刑結果有異議而提出上訴，不能因被告人正當行使上訴權，而否定其認罰表現。

2.對于未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庭審過程中表示認罪認罰且確有認罪認罰表現的被告人，我國刑事訴訟法沒有強制規定人民法院必須征求檢察機關的意見、建議檢察機關提出量刑建議、中止或轉換庭審程序，法院可以適用普通程序審理案件，不要求按照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有關規定組織庭審活動。

3.《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15條系坦白從寬刑事政策在刑事訴訟法總則中的原則性規定，是程序法層面對坦白從寬政策的制度化和深化發展，體現對認罪認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從寬處理的精神。從寬處理應從實體和程序兩個維度理解，即實體從寬、程序從簡，且程序從簡不是獲得實體從寬的前提。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確有認罪認罰表現，但又因欠缺形式要件而未能啟動程序從簡的處理模式時，法院可以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15條的精神對其適當從寬處罰，同時因程序層面未能節省司法資源，對該類被告人的從寬幅度一般要小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被告人。

一審：(2019)京0105刑初458號刑事判決書;

二審：(2019)京03刑終534號刑事裁定書;

8.魏某非法經營案——以從事非法證券業務場外配資為目的又實施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犯罪的，應擇一重罪論處;投資者的炒股損失不宜在刑事判決中判令由配資人承擔全部退賠責任

裁判要旨

1.2014年《證券法》修訂后，未經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批準為他人買賣證券提供融資業務即為他人提供場外配資的，屬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三)項規定的“非法經營”行為。

2.為籌集從事非法場外配資資金而未經金融監管部門批準，以承諾高額回報為誘餌擅自向不特定社會公眾吸收存款的，犯罪目的與犯罪手段存在牽連關系，在刑法及刑事司法解釋未明確規定應數罪并罰的情況下，應擇一重罪論處。

3.集資參與人的本金損失可按刑法第六十四條判決由非法集資犯罪行為人承擔全部退賠責任，但對于利用場外配資從事證券投資的投資人損失，不宜按刑法第六十四條在刑事判決中判決由非法經營行為人全部承擔，相關問題宜通過民事途徑解決。

一審：(2021)贛0502刑初351號刑事判決書;

二審：(2022)贛05刑終1號刑事判決書;

9.曾某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互聯網股權眾籌中融資人的民刑責任界限

裁判要旨

小微企業作為融資人通過互聯網眾籌平臺進行公開、小額融資，應履行信息披露義務，不得向投資人承諾還本付息。互聯網眾籌平臺在公開融資過程中，以向不特定社會公眾承諾還本付息方式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對于融資人刑事責任的認定，應堅持主客觀相一致原則，即融資人主觀上具有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犯罪故意，客觀上實施了幫助擴大集資規模的行為，否則不應認定融資人構成犯罪。

一審：(2019)京0105刑初1754號刑事裁定書;

10.陳某某等集資詐騙、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集資詐騙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

裁判要旨

集資詐騙罪的認定，除行為人是否使用詐騙手段非法集資外，關鍵在于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行為人利用虛假或夸大宣傳的方式欺騙公眾，在公司無任何盈利的情況下，用吸收的資金發放高額服務費、趴點費的，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條第二款第一項規定的“集資后不用于生產經營活動或者用于生產經營活動與籌集資金規模明顯不成比例”的情形;被告人在資金鏈斷裂后轉移大量資金購買虛擬幣且拒不交代虛擬幣下落的，符合第五項規定的“抽逃、轉移資金、隱匿財產，逃避返還資金”，第七項規定的“拒不交代資金去向，逃避返還資金”的情形。使用欺騙手段非法集資，存在上述情形致使集資款不能返還的，應當認定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構成集資詐騙罪。

一審：(2020)魯1524刑初148號刑事判決書;

11.阿某融資擔保公司集資詐騙案——非法集資類案件中單位犯罪的認定

裁判要旨

非法集資案件中，被告人往往通過成立公司，并以公司名義對外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此種情形下，是否應認定為單位犯罪，不可一概而論。雖然系以單位名義對外非法吸收存款，但并非系經過單位集體決策，或者違法所得并沒有歸單位所有，不能認定系單位犯罪，而應該按照自然人犯罪處理。司法實踐中，對于是否構成單位犯罪的認定，可以從以下三面著手審查：

1.單位實施非法集資犯罪活動，全部或者大部分違法所得歸單位所有的，應當認定為單位犯罪。要重點審查非法集資活動是否體現單位意志;違法所得是否歸單位所有。

2.個人為進行非法集資犯罪活動而設立的單位實施犯罪的，或者單位設立后，以實施非法集資犯罪活動為主要活動的，不以單位犯罪論處，對單位中組織、策劃、實施非法集資犯罪活動的人員應當以自然人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3.判斷單位是否以實施非法集資犯罪活動為主要活動，應當根據單位實施非法集資的次數、頻度、持續時間、資金規模、資金流向、投入人力物力情況、單位進行正當經營的狀況以及犯罪活動的影響、后果等因素綜合考慮認定。

一審：(2020)魯10刑初48號刑事判決書;

二審：(2022)魯刑終360號刑事裁定書;

12.新疆某財富金融信息服務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P2P網絡借貸平臺與大額借款人共謀欺詐借款的認定

裁判要旨

1.集資詐騙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既要審查被告人實施的行為是否符合相關司法解釋明確列舉的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還要審查非法募集資金的去向。大額借款人假借或偽造數名單位及個人名義，通過虛構資金用途、發布虛假借款標的形式進行欺詐借款，募集的資金并未用于生產經營活動，而分別主要用于放貸、償還銀行貸款、個人債務、購買股權、個人購房等，后在無法歸還借款時，仍繼續通過虛構事實、隱瞞真相形式，騙取集資參與人投資款用于歸還前期借款本息，導致數額巨大的投資款不能返還，綜合集資行為的真實性、募集資金的目的、資金去向、還款能力等，上述大額借款人使用詐騙方法非法集資的行為應認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2. P2P網絡借貸平臺與大額借款人共謀的認定，應注意審查公司實際控制人、高管等對于大額借款人發布虛假借款標的進行欺詐借款是否明知。公司實際控制人、高管明知某平臺不具備盈利能力，大額借款人亦長期、反復借新還舊，客觀上不可能歸還逐漸累積的借款利息，非法募集的資金鏈必然會斷裂，仍然大肆伙同上述大額借款人在平臺上虛構借款人信息、發布虛假標的進行欺詐借款;且在金融監管機構發出整改意見后，使用虛假公司借款代替虛假個人借款進行虛假整改;在后期出現大額借款人怠于借新還舊時，又主動幫助發布虛假標的進行借新還舊，不斷擴大借款范圍，主觀上均有基于騙取投資人錢款的故意，客觀上實施了以詐騙方法非法集資的行為，應認定為與大額借款人共謀實施集資詐騙犯罪。

3. P2P網絡借貸平臺與大額借款人共謀集資詐騙犯罪中，主犯的認定應當從犯意提起、在犯罪中所處地位、實際參與程度、對危害后果的影響、對非法募集資金的控制使用等方面進行綜合審查。公司實際控制人組織、策劃、領導集資詐騙犯罪活動，高層管理人員、客戶經理分別參與公司決策、負責非法集資關鍵環節工作，公司實際控制人、高管、骨干成員與對應的大額借款人各司其職、互相配合，在集資詐騙犯罪中起重要作用，均應認定為主犯。

一審：(2021)新01刑初26號刑事判決書;

二審：(2023)新刑終8號刑事判決書;

13.馬某某、余某某集資詐騙案——以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區分集資詐騙罪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裁判要旨

集資詐騙罪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區別在行為人主觀上是否有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非法占有為目的是主觀認定，在行為人未予供述的情況下，需要通過行為人的外在客觀表現來認定或者推定。

一審：(2017)湘0723行初157號刑事判決書;

14.王某集資詐騙案——公訴人當庭發表與起訴書不一致意見的處理規則

裁判要旨

起訴書是人民檢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的標志，非因法定事由及法定程序不得變更、追加、補充或撤回。出庭的公訴人在法庭審理過程中，根據證據質證和法庭辯論情況，發現起訴書指控的事實或者罪名有誤，需要變更、追加、補充或撤回起訴意見的，應當依據正當程序報請批準后，以書面形式，由人民檢察院向人民法院提出變更、追加、補充或撤回起訴。必要時，可以建議人民法院宣布休庭。人民法院對出庭公訴人發表的與起訴書不一致的公訴意見應當區分情況處理。具體如下：

1.公訴人當庭發表與起訴書基本內容不一致公訴意見的處理

(1)基本內容的界定。與起訴書基本內容不一致的意見主要包括三類：一是對被告人身份信息、案件基本事實、指控罪名及累犯、自首等重要量刑情節的變更。二是追加、補充指控新的事實。三是撤回起訴。三類情況足以影響對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和人民法院裁判嚴肅性、準確性。

(2)處理原則。公訴人對起訴書指控基本內容進行變更、追加、補充或撤回起訴的，應當以書面形式提出，并加蓋人民檢察院印章。人民法院應當要求人民檢察院提交變更、追加、補充或撤回起訴決定書。人民檢察院不提交書面文書的，人民法院應當以起訴書為準，不以公訴人當庭變更、追加、補充或撤回起訴意見為準。

(3)庭審程序。如果公訴人作出對被告人不利的變更，應當宣判休庭，由人民檢察院變更起訴后，繼續開庭;如果公訴人作出對被告人有利的變更，被告人和辯護人同意開庭的，可以先行開庭，人民檢察院庭后提交書面變更起訴書;如果公訴人追加、補充起訴的，因出現新的事實和新的證據，應當休庭或先行審理原起訴書指控事實，對追加、補充起訴事實再行開庭;如果公訴人作出撤回起訴的，可以休庭，也可以繼續庭審但不作出裁判，公訴機關提交撤回起訴決定書后，再行裁判。

(4)例外情形。因提起公訴后，出現新的事實，如立功、退賠、認罪認罰等，公訴人當庭表示認可新的事實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依據新的事實和新的證據作出裁判，無需要求人民檢察院變更、補充起訴。

2.對非基本內容的變更

(1)非基本內容的界定。實踐中，非基本內容主要包括二類：一是對筆誤的補正。二是對量刑建議的調整。

(2)處理原則。對筆誤的補正，可以要求公訴機關以書面形式提出，對適用簡易程序、速裁程序的，也可以由公訴人當庭補正，在庭審筆錄中予以記錄。但是，不得以補正筆誤變更基本事實。對量刑建議的調整，可以由公訴機關以書面形式提出或由公訴人當庭提出。

(3)庭審程序。對筆誤的補正，無需休庭，根據案件具體情況，以記錄公訴人當庭意見或由公訴機關庭后提交變更起訴書方式處理。對量刑建議的調整，如公訴人當庭提出的，人民法院應當記入庭審筆錄。

一審：(2019)京0105刑初183號號刑事判決書;

15.戰某東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前往偵查機關了解同案犯投案情況、配合投資人報案行為性質的認定

裁判要旨

被告人前往偵查機關了解同案犯投案情況或配合投資人報案，同時主動向司法機關交待自己的罪行，具有投案意愿和行為，應認為構成自動投案;未主動向司法機關交待自己的罪行，缺乏投案將自身交由法律制裁的意愿，不應認定為自動投案。

一審：(2021)京0101刑初653號刑事判決書;

二審：(2022)京02刑終104號刑事裁定書;

16.苑某某集資詐騙案——以高額收益為誘惑，支付銷售團隊高額提成，無真實項目投資的非法集資行為的定性

裁判要旨

對于集資詐騙罪的認定，應當綜合案件具體情況，作出準確判定。其中，以高額收益為誘惑，支付銷售團隊高額提成，無真實經營項目的，不應當認定為“用于生產經營”，實際系任意處置，可以作為認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依據。

一審：(2020)京0105刑初1383號刑事判決書;

二審：(2021)京03刑終129號刑事裁定書;

17.陳某某、王某某集資詐騙案——以傳銷方式騙取不特定公眾財物的定性

裁判要旨

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與集資詐騙罪并非對立、排斥關系，二者可能發生競合。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用傳銷手段和詐騙方法非法集資，同時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與集資詐騙罪，應當擇一重罪按照集資詐騙罪定罪處罰。

一審：(2017)渝04刑初26號刑事判決書;

二審：(2019)渝刑終29號刑事裁定書;

18.方某勝等集資詐騙案——用后集資款支付前集資參與人本息造成資金損失案件的定性

裁判要旨

1.被告人在無任何實體經營或投資理財項目，本身不產生任何收益的情況下，通過網絡融資平臺，用后投資會員的資金來支付先投資會員的本金及利息，并以此來支撐平臺的運行，制造賺錢的假象，隱瞞了該平臺“拆東補西”和無法避免崩盤的本質，其實質為“龐氏騙局”。而投資加入的會員，均誤認為本案所涉的ACF平臺為高收益的理財平臺，根本不知曉該平臺背后的實質，投資加入的會員均對各被告人設立的平臺產生了錯誤認識。被告人在客觀方面符合了詐騙犯罪的構成特征。

2.被告人在未經相關部門批準的情況下，私自設立網絡融資平臺，以慈善為幌子、以高息為誘餌吸引不特定公眾投資加入成為會員，使投資會員分散的資金集中到網絡融資平臺的會員內部進行流轉，實現了資金的相對集中，符合司法解釋所規定的“以投資入股的方式非法吸收資金的”和“以委托理財的方式非法吸收資金的”情形。被告人設立網絡融資平臺符合非法集資的特征。

3.非法占有，不僅包括為自己非法占有，也包括為他人非法占有。在被告人所設立的網絡融資平臺上，會員所投資金根本不用于生產經營或投資理財，而是根據平臺的隨機匹配打款給其他會員，會員投入資金后，即失去對資金的控制。被告人雖未將會員投資的資金據為己有，但被告人為非法獲利而不斷發展新的會員，并通過后臺匹配使會員打款給其他會員，最終導致會員資金損失。被告人的行為符合“集資后不用于生產經營活動或者用于生產經營活動與籌集資金規模明顯不成比例，致使集資款不能返還的”情形，應認定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一審：(2016)蘇0981刑初662號刑事判決書;

筆者：李桂超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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