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刑事律師的執業過程中，我們省級律師事務所的刑事辯護專業團隊，為多起刑事案件提供了專業化的辯護服務，我們的經驗是一定要緊密結合公安機關的偵查取證過程，從程序的各個方面尋找瑕疵和漏洞，以尋找質疑甚至推翻公安機關的證據真實性和合法性的機會，極大程度的提高辯護效果。在最近南京刑事律師所辦理的一起重大安全責任事故案件中，南京刑事律師就通過這種思路為當事人有效減輕了處罰。

　　

　　在被告人王某被指控占有重大責任事故罪一案中，王某系某施工單位總負責人張某所聘請的吊車司機，該工程在沒有施工許可證的情況下即開始施工。后王某在現場管理員丁某未安排專業起重機指揮人員和司索人員的情況下，將吊臂轉移方向開始作業。半小時之后，在進行模板挪移作業時，起重機吊臂不慎觸碰到上空的高壓線路，機發的電火球飛入建筑工地旁的倉庫，引燃了倉庫內所存放的火災危險性丙類的相關貨物。經當地價格認證中心鑒定，造成損失2000余萬元。后工地總負責人張某、吊車司機王某以及工地現場安全監管員丁某主動到公安機關投案自首，如實供述自己的犯罪行為。后一審法院以被告人王某作為第一被告，認為其其作為直接責任人犯罪中起到主要作用，判處其有期徒刑兩年；判處工地安全員丁某有期徒刑一年五個月；對施工單位負責人張某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九個月，緩刑兩年。

　　

　　南京刑事辯護律師團隊擔任被告人王某二審階段的辯護人之后，審閱了全案卷宗，發現本案在取證和勘驗程序上存在重大瑕疵。由于本案中的火災，已經將相關倉庫中存放的貨物燃燒殆盡，無法直接通過對貨物的勘驗和估價評估損失數額，偵查機關對貨物持有人使用的某商務軟件中記載的進出貨數據進行了證據固定，并將相關數據送交當地司法鑒定機構進行估價，得出了貨值2000多萬元的鑒定結論。根據兩高一部《關于電子數據收集提取判斷的規定》，調取電子數據，應當制作筆錄，記錄案由、對象、內容，收集電子數據的時間、地點、方法過程，偵查人員和電子數據持有人簽名蓋章；有條件的還應當對相關活動進行錄像。同時，根據公安部下發的《公安機關刑事案件現場勘驗檢查規則》，勘驗、檢查現場時，應當邀請1-2名與案件無關的公民作見證人，只有在客觀環境限制時，才能不邀請公民作為見證人并在筆錄中予以注明。見證人還應當在勘驗筆錄上簽字。在本案中，公安機關調取電子證據時，并未制作相應的筆錄，也未對取證活動進行錄像。在勘驗現場被燒毀的倉庫時，并不存在不能邀請公民見證的客觀因素，但筆錄上并未出現見證人及其簽名。而且，貨主某貿易公司并未提供相應的進出貨單據足以證明貨物的實際價值。因此，認定本案損失數達到2000余萬元是沒有事實依據的。

　　

　　南京刑事辯護律師還認為，被告人王某的行為，雖然直接導致了本案事故的發生，但在本案應當承擔主要責任的人員中，被告人的責任顯然較為次要。施工單位負責人作為有專業資質的建筑工程企業管理人員，漠視建筑法規和安全生產規范，在沒有施工許可證的情況下悍然開工，并未配備有專業資質的其他人員協助被告人王某操作吊車作業；現場安全員丁某并未有效履行自身職責，在王某操作吊車不符合安全規范的情況下，未對其進行引導和勸阻，其所應負擔的責任都重于操作者王某。如果對于施工單位負責人張某都能適用緩刑，那為何對于責任明顯輕于張某的王某為何不可適用緩刑呢？

　　

　　最終，法院部分采納了南京刑事律師的辯護意見，確認本案中的勘驗和取證程序存在違法，認為本案一審中所認定的2000余萬元的損失額不能成立，但基于本案中貨物損失的事實確實存在，故而認定本案中所造成的損失也已經達到了特別巨大標準。法院也明確，王某在本案中的責任輕于張某，但未批準對其適用緩刑，而是將其改判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顯然二審法院已經意識到，一審法院對于應負擔最大責任的施工單位負責人張某的判決是不合理的，不應對其適用緩刑。但是在我國特有的刑事法律制度中，如果檢察院未對一審判決抗訴，法院也不能直接改判，因此二審法院未撤銷張某的緩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