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帶領著一支省內知名的刑事辯護律師團隊的知名律師，南京刑事律師在多個罪種的辯護上具有非常豐富的經驗。盜竊罪作為目前非常多發的案件，是目前刑事律師的一大辯護業務點，南京刑事律師向來注重積累和研究盜竊罪的辯護技巧，從法理、學理和實踐上把盜竊罪的辯護吃透。古人云：盜亦有道，這雖然是一句玩笑話，但是律師一定要相信“辯亦有道”、“盜辯有道”

　　

　　南京刑事律師認為，律師所需要做的并不是從道德上譴責犯罪，而是通過與公訴人之間的對抗與博弈、與法院之間的溝通和協調，充分實現被告人的合法權益，這也就是推進了我國的法制建設。大體而言，為盜竊罪的辯護主要可分為：行為主體、犯罪主觀方面、犯罪客觀方面、犯罪數額、價格鑒定、量刑辯護等幾個方面。在這些方面的辯護技巧，可謂南京刑事律師的經驗之談。

　　

　　首先，是行為主體之辯。行為主體方面的辯護，主要包括年齡辯護、特殊身體疾病辯護、特殊身份辯護。根據我國刑法的特殊規定，未滿14周歲的人不負刑事責任；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只對刑法所規定的幾種嚴重暴力性犯罪或者毒品犯罪承擔刑事責任；刑法另外規定，對于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的人犯罪，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因此，盜竊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不同的年齡階段，為其選擇不同的辯護方式和理由。特殊身體情況辯護，是指根據刑法的具體規定，如果屬于又聾又啞的人或者盲人犯罪的，可以對其從輕、減輕處罰。而在司法實踐之中，南京辯護律師觀察到，聾啞人和盲人群體涉及犯罪的，大部分即為盜竊罪。由于殘疾人的特殊身體狀況，法律給予從輕減輕處罰的機會，可以作為刑事律師辯護的一個重大辯點。另外，根據刑法的規定，不能控制、辨認自己行為的精神病人不負刑事責任；尚未完全喪失控制和辨認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負限制刑事責任能力，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精神狀態也是刑事律師辯護的一個重要辯點。特殊身份辯護是指，盜竊犯罪嫌疑人是否和受害人之間存在著特殊的身份關系，如犯罪嫌疑人系公司的員工，利用職務之便非法侵占公司交其保管的財物，即使在形式上看存在了一定的掩藏或隱蔽的手段，符合秘密竊取的特征，但由于犯罪嫌疑人的特殊主體身份，此類案件更應該以職務侵占罪定罪量刑。由于職務侵占罪的入罪標準和量刑數額起點都遠遠高于盜竊罪，在犯數額固定的情況之下，職務侵占罪的量刑顯然要輕得多，辯護律師可在犯罪嫌疑人如何特定主體身份的情況下操作變更罪名。

　　

　　其次，是主觀要件之辯。從盜竊罪的主觀心態而言，必須是出于故意以非法竊取為目的而實施了犯罪，方才構成本罪，過失不構成犯罪。只要行為人根據社會一般認識，也就是通情達理的人在相似情況下的合理認識，能夠推知所盜竊之財物系他人所有，則可認定其具有盜竊的主觀故意。至于財物的具體所有人到底是誰，對這一事實并不要求盜竊罪的犯罪嫌疑人明確認知。如果行為人占有他人財物的主觀心態是出于過失，比如在乘坐飛機領取行李時，誤將他人的行李當成自己的行李而取走，但發現后立即予以歸還的，可認定行為人并非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產的故意，依法不構成盜竊罪。另外，盜竊罪必須以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為目的，非法占有可以是自己本人占有，也可以為他人或者其他單位所占有。如果未經他人允許暫時借用他人物品，并具有歸還的想法的，不能認定為盜竊。比如，親友之間未經允許借用汽車，但用后予以歸還或尚未來得及歸還就被抓獲的，律師完全可以為其做無罪辯護。還有一些因為交通違章而車輛被交警扣押在扣車場的，晚上秘密遷入扣車場偷回車輛，由于車輛所有權還是屬于車主，只是被交警大隊依法扣押，將其秘密取回不構成盜竊罪。當然，如果車主在秘密取回車輛時存在妨害公務、故意傷害看管人員等行為，則構成其他犯罪。律師還需要注意的是，行為人將質押、抵押在他人處的財產，未經質權人、抵押權人同意秘密取回，可構成盜竊罪，但由于這種盜竊罪相對于盜竊完全被他人所有的財物來說，主觀惡性和社會危害性較輕，辯護律師可做罪輕辯護，盡量幫當事人爭取較輕的處罰。

　　

　　第三，是盜竊罪的客觀之辯護。盜竊罪的客觀方面，也就是行為人實施了哪種行為、造成了什么后果、犯罪的危害情節如何。在盜竊罪的辯護中，入戶盜竊是律師需要著重分析的一個重要情節。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的相關司法解釋，入戶盜竊只要達到一般盜竊數額標準的一半，就可構成“數額巨大”或“數額特別巨大”。因此在相同的犯罪數額下，入室盜竊的量刑將遠遠高于一般盜竊。入戶盜竊中“戶”的概念是“供他人家庭生活，并與外界相對隔離的住所”，辯護律師應牢牢抓住“入戶”的定義，有效展開辯護。對于在公司辦公室、廠房等相對開放、并非用于家庭生活的場所里盜竊的，不應作為入戶盜竊處理。根據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曾經因為盜竊罪受過行政處罰或者刑事處罰的，立案的數額減半。因此，盜竊前科直接影響到入罪標準和量刑。不過，我國目前已經建立了刑事記錄封存制度，犯罪的時候不滿十八周歲，判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應當對犯罪記錄進行封存，人民法院對未成年人前科在量刑時一般不予評價。對于盜竊的財物屬于現金且已經被揮霍的，因只有證人或者同案犯的證詞可做印證，辯護律師可從疑罪從無、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進行相關辯護。另外，對于行為人從事銷贓的，刑事律師可重點審查行為人有無從事同類物品供銷業務、有無其他進貨渠道，如答案肯定，則可主張無法證明行為人銷售的物品是自己購買用來銷售的或者贓物，從而減少犯罪數額。另外，銷贓金額不能直接認定為犯罪金額，而應該根據相應財物的有效價格證明或者價格鑒定結果認定，這也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辦理盜竊案件的司法解釋中所明確規定的。

　　

　　第四，價格鑒定方面的辯護。送檢材料和鑒定的對象應該具有同一性，不具有同一性的，鑒定意見不能作為證據進行使用。比如，在南京刑事律師所辯護的一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將盜竊得來的一批手機放在店中進行銷售，公安機關在對該店進行搜查時，犯罪嫌疑人賣給店主的手機已經全部銷售完畢，店主無法回憶起嫌疑人交付的手機具體品牌和型號，提交了另外一批在店中銷售的手機作為鑒定之用。南京辯護律師當場指出，送檢的材料和鑒定的對象無法確認具有同一性，鑒定意見不能作為證據使用。另外，真品、偽品和仿品在價格上的差距很大，同一數額如果按照真品定罪量刑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五年的，如按仿品品定罪量刑則甚至達不到入罪金額，或有可能爭取緩刑、拘役。因此，根據發改委價格認證中心所下發的《被盜財物價格認定規則》，價格認定機構應要求辦案機關提供送檢材料真偽性的證明。雖然國家發改委的相關規定無法約束公安機關的行為，但可以約束所屬的價格認定機構。價格認定機構違反規則未要求提供送檢材料真偽性的證明而出具鑒定意見的，辯護律師可以鑒定意見違規為理由，請求人民法院對此不予采信。如被盜物品既無相關價格憑證，又在國內市場沒有相同或類似的產品可供估價之用，比如被害人在國外購買的物品，可根據上述，《被盜財物價格認定規則》以成本法對被盜財物的價值進行鑒定。采用成本法鑒定，不包括商業機構從產品中所獲得的利潤，比較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值得注意的是，用成本法鑒定被盜財物的價格，需要滿足一定的條件，即：具備可以采用的成本資料，能取得被盜財物，重置價格和實體性、功能性、經濟性貶值和成新率等指標。

　　

　　第五，量刑情節方面的辯護。根據我國刑法的具體規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輔助作用的是從犯，對從犯應當從輕或減輕處罰，情節較輕的，甚至可以免除處罰。認定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主要根據以下標準判斷：行為人是否為犯意的發起者？行為人是否組織、指揮和策劃了犯罪？行為人是否為犯罪活動提供了出資或者其他幫助？行為人主動積極的參與犯罪行為，還是被動消極的參與犯罪行為，抑或甚至是被迫參與犯罪？行為人是否是犯罪實行行為的實施者？犯罪嫌疑人是否參與銷贓以及分贓比例情況，等等。除了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之外，行為人是否自首、坦白的情節，對量刑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其在公安機關尚未掌握其犯罪事實的情況之下，或經民警一般性詢問之后，即主動到公安機關投案，如實交代自己的犯罪行為的，可構成自首。在被公安機關抓獲之后，如實交代自己的犯罪行為，可以構成坦白。另外，全國人大已經授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在部分地區開展及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從寬試點制度，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南京等全國十幾個城市。在試點地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同意人民檢察院量刑建議并簽署具結書，可以依法從寬處理。在南京刑事律師的辦案過程中，獲得被害人的諒解，也是獲得從輕減輕處罰的一條路徑。如果在盜竊給被害人造成經濟損失之后，對被害人積極退賠，獲得被害人的諒解書，一般都可以從輕處罰。最后，如果犯罪嫌疑人平時表現較好、無前科，且歸案后認罪態度較好，一般可減少量刑的20%以上。